首先，制度前提和正当性基础不同。美国辩诉交易建立在对抗制诉讼、陪审团审判成本极高、案件严重积压的现实之上，本质是“利益交换”，法官通常只进行形式审查。而我国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必须以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为前提，绝不允许以认罪认罚来换取“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案件的顺利处理。它的正当性，建立在实体公正和程序公正双重基础之上，是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制度化、法治化。

当前，轻罪案件占比超80%，此类案件行为人主观恶性小、社会危害性低，若一律起诉判刑，不仅浪费司法资源，还会给当事人贴犯罪标签，引发次生矛盾。扩大起诉裁量权、完善程序出罪，并非放弃惩罚，而是通过不起诉、附条件不起诉等方式分流案件，集中资源办理重罪，同时以赔礼道歉、退赃退赔等方式修复社会关系，避免标签效应，促进行为人回归社会。

胡铭：刑诉法修改应从五方面体现：一是扩大不起诉范围，完善酌定不起诉、附条件不起诉条款；二是在总则中确立修复性司法原则，将被害人谅解、退赃退赔等纳入起诉裁量考量；三是完善刑事和解与程序分流衔接；四是强化起诉裁量权监督，健全听证、救济、评查制度；五是构建程序出罪与行政处罚、社区服务的衔接体系，形成梯度责任机制。

对此，刑事司法必须积极回应：第一，坚守罪刑法定原则。任何剥夺、限制公民基本权利的惩戒措施，必须有法律明文规定，禁止以算法治理为名，行实质处罚之实。第二，划定算法权力边界。对严重侵犯公民权利的算法行为，情节严重的，应纳入刑法规制视野。第三，强化程序法定。涉及重大权利处分的，应当赋予当事人陈述、申辩、申诉、司法审查的权利，杜绝“算法一言堂”。第四，推动算法透明与可解释性，防范算法歧视演变为系统性不公。

再次，必须严防技术应用导致司法责任模糊化。实践中可能出现“算法建议如此，责任不在我”的推诿心态，对此必须从制度上堵塞漏洞：一是无论是否采纳AI建议，最终办案结果均由承办检察官、法官承担司法责任，算法不替代、不减轻、不免除人的责任；二是推动算法可解释、可追溯、可监督，防止“黑箱算法”；三是建立算法偏差纠错机制，及时纠正数据偏见、规则漏洞；四是严禁以技术为名简化程序、剥夺权利，不能突破程序正义底线，不能削弱庭审实质化。

“此次专项治理可谓对症下药，极具现实意义。”北京中医药大学卫生健康法治研究与创新转化中心主任邓勇近日在接受《法治日报》记者采访时指出，专项治理直击行业痛点，针对性极强，剑指地下“黑诊所”非法行医、“伪科普”直播带货以及医保基金违规使用这三大顽疾。整治行动不仅兼顾了线上线下、机构人员、资金流转全链条，也清晰划定了养生保健与医疗服务的法律边界，有助于从源头遏制打“擦边球”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令其无处遁形。

“我行医几十年，难道还能害你？”就因为这样一句话，家住北京市丰台区的张先生对朋友推荐的一名“老中医”深信不疑。祖传针灸术、推拿正骨、秘制药方……在花费上万元治疗后，张先生腰疼的毛病却丝毫没有好转，最终还是在正规中医医院的治疗下得以改善。“老中医”当时是在小区内一间出租屋问诊坐堂，当张先生醒悟后找来时，发现早已人去楼空。

根据《中医养生保健服务规范(试行)》等相关规定，养生保健机构仅允许进行按摩、刮痧、拔罐、艾灸、熏洗等以中医理论为指导的养生保健服务，明确禁止开展针刺、瘢痕灸、发泡灸、牵引、中药灌洗肠及其他具有创伤性、侵入性、危险性的诊疗活动。然而现实中，一些养生馆却把毫无医师资质的人打造成所谓专家、老中医，违规开展各类中医诊疗行为，甚至在有患者病情出现危险信号时仍以“中医调理”名义延误治疗，不仅坑骗钱财，更极大地威胁着患者的生命安全。

当前，中医药法、医师法、广告法等法律法规，已经为中医医疗服务、广告宣传等划定了行为红线，但违法违规行为依然时有发生。对此，邓勇认为，一方面，大众养生、慢病调理需求日益旺盛，但养生服务与医疗服务界限模糊，行业准入门槛存在漏洞；另一方面，此类违法活动利润高、取证查处难度大，违法成本偏低，加之部分民众辨别能力较弱，容易被虚假宣传所误导。

相比非法行医与虚假宣传，欺诈骗保行为更加隐蔽。记者从成都市公安局了解到，成都警方去年打掉一个特大医保诈骗犯罪团伙，涉及虚开住院记录“住院病人”2700余人、套刷门诊统筹基金1000余人，涉案金额达1500余万元。涉案人员依托团伙名下掌握的健康管理公司开展虚假宣传，以交纳会费成为公司会员可返还费用、提供免费旅游和免费医疗为噱头，吸引老年人到该团伙掌握的中医馆，通过虚开药品清单、空开住院记录、空刷国家医保统筹基金等方式诈骗医保基金。

邓勇认为，应多措并举全面提升监管效能。线上要依托大数据建立违规关键词、高风险账号监测库，实现实时预警，压实网络平台内容审核责任；线下要常态化开展飞行检查、随机抽查与暗访，畅通群众有奖举报渠道。要运用医保、市场监管等数据交叉比对，筛查异常诊疗、收费、售药行为。还要坚持“一案多查”，深挖违法链条上下游主体，深化行刑衔接，对涉嫌犯罪的依法移送司法机关，强化震慑效应。

湖南省市场监管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向延华介绍，该局将开展全面清查排查，组织对食品生产经营许可情况开展全面清查，严把准入关口，严查无证假证、一址多证、超范围生产经营，对证照载明的经营场所、经营范围等事项与实际不一致的，一律依法依规列入经营异常名录、限期整改到位；组织对食品生产经营主体开展全覆盖排查，对外设仓库进行重点检查，督促指导企业落实主体责任。目前，该局已组建5个食品安全检查小组，每月下沉一线开展“四不两直”暗访抽查。

同时，在重点问题整治方面，湖南省市场监管局会同农业农村部门开展食用农产品全链条整治，对黄鳝、牛蛙、豇豆等18类重点问题品种，落实“出产地前批批检”“收购点集中检”“农批市场车车检”等加严监管措施；会同教育、公安等部门，对“校园餐”和酒类产品、假劣肉制品、食品添加剂滥用等问题实行重点整治，起底整治“特供酒”新变种问题；今年还将重点整治网络餐饮、网红食品、网络食品虚假宣传等突出问题，用严管重罚压实平台和平台内经营者责任，倒逼网络食品合规提质，坚决遏制网络食品安全乱象。

此外，在深化协同综合治理上，湖南将完善问题线索发现机制，定期组织开展风险会商，组织开展重点整治食品“月月抽”“月月监测”；完善严重风险穿透核查机制，对检出禁用农兽药、非食用物质以及其他重大风险隐患的，一律实行“三书一函”督办，一直要查到问题源头、揪出责任主体；完善跨部门衔接机制，落实“管行业必须管食品安全”要求，切实强化食品贮存、运输、寄递、配送等薄弱环节协同监管；完善食品安全工作体系，加快推进“互联网+AI监管”，加强网络监测和大数据分析，提升智慧监管能力和支撑保障能力，坚决守护三湘群众“舌尖上的安全”。(完)

国台办发言人张晗表示，和平统一后，有强大祖国做后盾，台湾人民将更安全。“台独”带来的战争风险将从根源上被消除，台湾民众不再被“台独”裹挟当“炮灰”，民众的血汗钱不再被挥霍用于购买军火，民宅、宫庙不会囤放弹药。外部势力干涉两岸中国人内部事务的黑手将被彻底斩断，台湾将不再是外部势力的“棋子”，不再是民进党当局勾连外部势力妄图打造的“火药桶”、“地雷岛”和“地狱景象”，摆脱随时被“台独”和外部势力葬送的命运。台湾经济将可持续、稳定发展，产业链供应链将更自主可控、安全可靠，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良性结合。台湾渔民在台湾岛周边海域生产作业的合法权益将获得国家海上力量及时、有力的保护。

日前，日本高市早苗政府主推的“国家情报会议”设立法案，于一片争议声中在国会参议院通过。尽管日方将这场情报体系改革包装成适配复杂安全局势的“常规调整”，但透过官方话术的滤镜不难发现，此番制度重构绝非简单的机构优化，而是日本收紧社会管控、松动战后安保底线、加速军事扩张的关键一步，暴露出日本右翼势力日益膨胀的军国主义野心。亚洲各国和国际社会对此必须保持高度警惕。

该法案的核心，是搭建一个由首相官邸绝对主导的集权化情报体系，将打破部门壁垒、统筹整合全域情报资源，大幅提高情报机构的调度权限。法案刻意模糊权力运行边界，既未明确情报搜集的合规范围，也未划定公民个人信息保护红线，更无越权监控的刚性追责条款。尤为危险的是，整套体系彻底缺失国会审议、第三方监督等制衡机制，制造出情报权力的监管真空。这意味着，日本政务数据、公民个人轨迹、自卫队涉密信息等海量敏感资源，可被情报机构随意调取、跨界复用。

这种无边界的情报集权，让日本社会对“特务统治”复辟的担忧持续发酵。从历史脉络看，日本情报能力的强化，往往与其对外侵略冒险相伴相生。“情报开路，间谍渗透”，是日本对外扩张的惯用伎俩。从中日甲午战争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情报机构在历次有预谋的军事侵略行动中，都扮演了先头部队的角色，为挑起战端、侵略他国冲锋陷阵。二战时期，臭名昭著的“特高课”，正是依托集权情报体系实施高压管控——监视民众、镇压反战力量、肃清异见声音，裹挟整个社会服务于军国主义对外扩张，给日本民众带来深重灾难，也给亚洲邻国留下难以愈合的历史创伤。

如今，日本无视历史教训，弱化情报监管、放宽监控权限、收紧社会管控，被不少舆论直指为旧时代管控套路的变相回归，为右翼势力打压和平力量、封杀反对声音提供了制度武器。更需警惕的是，该法案绝非孤立的制度调整，而是日本重构国家安全体系的一块重要拼图。在日本右翼势力企图彻底摆脱战后国际秩序约束的背景下，情报体系集权化、集成化将为其持续推动安保政策转向、扩军备武和对外军事介入提供支撑，其危险性不容低估。

日本情报体系正朝着对外扩张的方向偏转，与和平主义发展道路渐行渐远，持续引发日本各界和国际社会的担忧。日本国内有专家认为，此举可能模糊“国家安全”边界，被用于构建全方位备战体系。法案通过当日，位于东京的国会议事堂前抗议声不断，民众自发聚集发声，真切道出了普通民众的不安与抵触，也印证了这场激进安保改革逆势而行、不得民心。

高市早苗政府上台后，日本“再军事化”野心更加膨胀，从部署具备“对敌基地攻击能力”的导弹，到派遣大规模战斗人员参加联合军演，再到通过内阁决议允许杀伤性武器对外出口，一系列危险动向早已戳穿其“和平国家”和“专守防卫”的自我标榜。如今，高市早苗政府重拾强化情报机构的历史剧本，加速日本成为东亚“祸源”的危险态势，地区国家必须高度警惕。日本应立即停止一切破坏地区和平稳定的危险行径，真正回到和平发展的正确轨道上来。

从历史维度看，三峡工程从根本上改变了川江航运。三峡工程蓄水以前，长江宜昌至重庆段年最大通航运量仅为1800万吨。三峡水库蓄水后，消除了三峡坝址至重庆间139处滩险、41处单行控制河段和25处重载货轮需牵引段，航行船舶吨位从1000吨级提高到3000至5000吨级，宜昌至重庆660公里航道等级从Ⅲ级提高至Ⅰ级，“自古川江不夜航”成为历史。

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的“新”，绝不仅仅是既有船闸在物理上的简单复制粘贴，而是“系统性重塑”。它是用更加先进的技术，建设了一座规模更大、标准更高、运行更智能的重大基础设施，通过增加通道、优化格局，从根本上升级三峡河段的航运状态，构建新的长江航运格局，最终释放出支撑国家战略、保障发展安全、推动绿色转型的新价值。具体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二是新格局。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建设，将使三峡枢纽形成“四线连续五级船闸+升船机”，葛洲坝枢纽形成“四线单级船闸”的通航新格局。这不仅是增加新通道，更是构建了一个互为备用、联合调度、分类通过的韧性系统，将推动长江黄金水道功能进一步发挥，三峡枢纽年通过能力将达到3.36亿吨，葛洲坝枢纽年通过能力将达到3.6亿吨，实现万吨级船舶直达，大幅提升航运效率和服务水平，让长江中上游的物资运输更加通畅高效，沿江综合交通运输体系保障力度更强。

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建设期间，相关部门将采取多种举措保障通航安全。一是在葛洲坝二号闸上下游、葛洲坝一号闸上游增设靠船墩，缩短进闸时间；二是葛洲坝一、二号闸消防设施进行升级改造，实现一、二号闸均可通过危险品船舶；三是交通运输部门制定了工作方案，从船舶过闸调度、船舶联动管控、通航建筑物运行保障、重点物资运输、船舶待闸服务等10个方面采取加强性措施，保障既有船闸通航和工程施工安全。